仙人掌是一种石竹沙漠植物，对土壤的适应能力强，不管在哪里， 只要一捧泥土就可以生长。

图1 杨恺老人百岁生日  施艺摄

屋顶的草被拔脱，墙囤头上的泥土翻花，一个一个的园穴起着狗 毛，鸡和鸭子们被风刮得站也站不住。这是萧红笔下的东北农村的景象，也是杨恺奶奶出生的地方。

杨恺原名杨桂平，是家里的老三，1919年出生于东北朝阳县根德 营子。清末民初，东北地方精英经办慈善事业的内容从简单趋向繁复，他们多以个人的名义参与慈善事业，有的演变为整个家族的善举，许多善士联合成立各种慈善团体，救济平民百姓。而她的父亲东北四省的慈善会会长杨子功就是带头人之一，他曾偕同奉吉江三省诸善士募款放赈，山海关外设粥厂以救灾黎，同时在当地最大的慈善总会开设免费学堂。

上百平的院子坐落着一尊比人高的金身佛像，四周的小房间就是 学堂。西边是小学，东边是夜校。三十人的小教室里是杨恺最喜欢的地方。不管在家再哭再闹，一到上学的点，杨恺总是背上包赶紧就走，“我姐姐老笑我怎么不哭了”。其实当时整个学堂只有一个老师，是因为直奉战争来这边避难，老师到底教了些什么，杨恺已经不记得，“扎着辫子，白白净净的老姑娘”形象却留在了她的记忆里。

大十岁的大姐早早地嫁到了锦州，二哥在夜校学习，父亲总是在 外忙碌，体弱的母亲常年在病榻。童年的杨恺也并没有太多同龄的伙伴，比起和孩子们一起叽叽喳喳，她更喜欢自己安静地观察生活。传达室里偶尔会有不认识的大人来来往往，东边的厢房是乘凉的好去处，唯一的长工最关心的是西边马厩里的那匹棕色小马，前面院子里种着当季的蔬菜，萝卜在9月成熟，黄瓜在夏季开花，白色的蝴蝶是这里的常客，嗡嗡的蜜蜂也总在花季报道。

如果不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突然拉响的警报，也许杨恺会 像是爬上架子自由生长的倭瓜藤蔓，继续这样安静又无忧无虑地成长。消息来得很突然，父亲像往常一样回家，他说了些什么，大家忙碌起来，四嫂子开始收拾她的碎花衣服，哥哥打开了皮箱，懵懵懂懂中杨恺和家人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离开的时候，路过了少帅府，四合院正门两侧各立着一对抱鼓石狮和上马石，刻有“鸿禧”大字的汉白玉板镶嵌在南侧起脊挑檐的影壁中间，朱漆大门彩绘着秦琼、敬德两位门神画像，“真气派啊。”这座张作霖于 1914年开始动工修建的建筑成了杨恺对于故乡最后的印象。

图2 大帅府旧照 来源：网络

那时的她未曾想到所谓的故乡，一别至今就是八十多年。

石驸马大街 88号是杨恺一家五口在北京的家，也是东北慈善会的落脚点。八十多间房里收容了一起过来的慈善会成员，也成为了他们在北京的工作点。在这里杨恺知道了父亲的领导，也是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命名人——朱庆澜将军。曾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的朱庆澜将军在 1925年脱离政坛，全力从事社会慈善和救济事业，联合各方多次为赈灾慈善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后，他联络各界人士，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自任会长，积极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次年，日军进攻上海，又向国内外募捐，并承担宣传、医疗、运输等工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一点私心的人。”

父亲常说起朱将军收到慰问品总是第一时间拿给伤员，终其一生没有任何自己的财产。杨恺想起了朱将军在北京住的朋友送的小院子，三个房间一间厨房，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而追随着朱将军的杨恺父亲也经常不在家，“节约于己，慷慨于人”是父亲一直信奉的法则，谈起父亲，除了那个总是形色匆匆的高大形象，似乎就是他的同仁们和他们所从事的慈善事业。

和忙碌的父亲一样，在北京，杨恺也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12岁的她进入了刚刚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对日宣战的京师私立志成中学，也是现在的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开始了自己的中学生活。后来又考入了青年会专科学习工商管理。一个班四十多人，只有十来个女生，当时的课程并不轻松，除了基础的财经知识，还需要掌握中英文打字。

图3 私立志成中学旧照 来源 ： 网络

日本占领北京，学校还开设了日文课，“不过我们谁都不念，日文课等于虚设。”在这里杨恺认识了自己最好的朋友马素卿，一位后来的地下党员也是影响了她后半生的人。

中华门两侧东西交民巷的洋楼是唯一的楼房，人力车夫是北京城货物运输的主要依靠，天安门前小贩把一支支冰糖葫芦插成半圆弧状，骆驼的铃声从很远就可以听到，女孩挑着担子，有一个篓里装着她的弟弟。杨恺记得那个时候很穷，但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刻，一穷二白的北京人也在生活。

1937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杨恺哥哥随同学老师离开了北京前往长沙。1938年华北、东北因日寇侵略，灾民大量流入陕西，父亲随朱庆澜将军常年奔走于山陕豫之间进行赈济救灾，惨淡经营。杨恺尚未毕业，母亲也去世了。1940年的北京，只剩下了杨恺孤身一人。

“父亲来不了，我就去找他。”这样想着，杨恺踏上了去西北的路，一起出发的有北大、清华的大学生，去找丈夫的老太太。一行人坐上架子车，白天赶路，晚上直接就在地上睡。路过河南的时候遇到当地大旱，杨恺亲眼见到了人们啃树皮，走一段就会看到遗弃婴儿的惨象。到洛阳，遇到父亲的朋友来接应，过黄河，坐上皮筏子，“黄河的水是真黄啊。真的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上岸后，日本在对面打枪，大家坐上了闷子车，类似现在拉肉的大车，在枪声中走过了那段不寻常的路。

1942年杨恺终于和父亲回合，最先见到是父亲的老朋友，一位小时候很喜欢她的叔叔：“桂平，你好啊。”叔叔招呼杨恺到自己的教养院临时工作，为收留的小孩和妇女上了三个月的课。之后父亲又安排杨恺进了荣毅仁的纺纱厂，管理女工宿舍。女工大多为河南人，个高力大，一天三班倒，杨恺的工作就是叫她们起床、吃饭、睡觉，女工们四人一屋，屋子不大，夏天热，常有人乐意到外面睡觉，杨恺还得一个个把她们招呼进去，“怕着凉。”有时，她还会给女工们上上课教古典诗词。女工们没文化，知识不知道听进去多少，但仍会尊敬地称她一声先生。

图4 武汉大学旧照 来源 ： 网络

后来总管理处出纳的工作正好有空缺，于是杨恺又去了武汉，住在兰陵路，办公室在沿江大道。她还记得武汉大学特别漂亮，珞珈山上的樱花像雪一样。没过多久，迁到广州，完全不懂粤语的杨恺一到那里就发了懵，从1945年1949年，尽管在广州待了近4年，杨恺还是没能掌握这门难懂的方言，倒是广州的小吃很对她的胃口。精致的包子茶点做成小猪的模样，冒着热气的云吞面，一点面条，一点云吞，加上虾仁，就是人间美味，大油条用剪子绞，鱼粥和豆腐，鲜香嫩滑是绝配。

此时的杨恺已经逐渐习惯一个人，会计的工作也慢慢适应，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成为了她唯一的挂念。1945年宣布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二年，杨恺回到了北京，找到了以前的朋友马素卿，这时杨恺才知道马素卿随丈夫关肇元一起成为了地下党员。

“北京什么时候解放啊？”

“快了！”

“好！”

回去奶奶就给自己改了名，把原来的“桂平”二字改为“恺”，“我是为了抗战改的。”《说文解字》中有这样的句子：“恺，乐也。”本义为快乐，和乐，后来也指军队胜利后所奏的音乐。为了这一声胜利的号角她等了3年。

1949年还在广州工作的杨恺一听到了新华社关于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消息，立刻就辞了职。联系了在广州的朋友钱琴，辗转多个地方，只为求一张到北京的船票。两个礼拜，八个海军，两个地下党员，杨恺拎上一个大旅行包， 踏上了货轮，6月9号终于到达了北京。在马素卿的帮助下，13号就进入口腔医院财务处上班。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一直生活到现在，刚刚好和建国一样，七十年。

一生几经辗转，杨奶奶像一株仙人掌适应着每一个环境，没有怨言，茁壮成长。

刺：为了更好的自己

在沙漠地区中，由于环境的恶劣，植物大多不易生存，因此雨季所带来的少量水分必须要小心的使用及保存起来，才能生存下去。仙人掌为了减少水分的丧失，以及避免被沙漠中的动物误食，于是就演化出特殊的形态，将自己的叶片特化成针状的小刺。茎部则变得肥厚而多汁，以更好的储存水分。

和大多数老人不一样，杨恺奶奶并不喜欢热闹，从她工作开始就一直很独立，来养老院是自己的主意。独身多年，相比于打麻将和跳舞，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是她最理想的状态。

图5 杨奶奶和雪梅在散步

雪梅是奶奶在责任护理员，也是最信任的朋友。奶奶讲究干净整洁，与人交往有着自己的标准。每天早上六点半，护理员都要给老人擦身，可换了一个又一个，奶奶始终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助手，直到一天轮到雪梅当值，奶奶认准了她的少言认真，从此几乎每样事情都找雪梅，其他人不行。

两人年龄差距近70岁，但每天的朝夕相处却培养了一份难得的默契。 雪梅印象中的奶奶有一点敏感，会在意任何一个小细节，不愿意交往的人也绝对不会搭理。像是带着一点刺。

回顾一生，奶奶好像过得很苦。 从小到大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辗转奔波。大炼钢铁的时候一个屋子只有一个炉子，冻出了气管炎。“我有很多的遗憾。”奶奶想起自己从1951年开始学习俄语，本来通过了国家公派留苏的名额，却在结果出来的第二天被临时通知公派人员年龄不能超过 30岁。1953年结婚，后来两个儿子出生，因为工作忙，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年龄在逐渐增加，朋友，亲人也逐渐老去离开，现在奶奶的兄弟姐妹和以前的朋友们都已经不在人世。所以她从很早就意识到，比起依靠别人，能够独立行走更加重要，即使自己已经是一个老人。正如护理员雪梅后来所说，“奶奶话不多，但很多时候我能感受到她在想什么，她也相信我，她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有这么清晰的思维真的很难得。”虽然总是有着大大小小的要求，但是每一个都是信任。从没说出太多煽情的话语，但有人看望奶奶带的慰问品，奶奶总是招呼着雪梅一起分享。

图6 杨奶奶参加怡园的新年活动